中国宪政之争说明了什么?

中国宪政之争说明了什么?
中国宪政之争说明了什么?

中国宪政之争说明了什么?
近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多年来少见的“宪政”争论.这场争论从社会群体扩展到体制内群体.反对“宪政”的不仅有社会群体,更有退休和在任官员；同样,支持宪政不仅有社会群体,也有官方群体；争论的双方都呈现出高度的意识形态化,甚至呈现原教旨主义色彩；官方本身至今还停留在不作正式表达的“鸵鸟政策”中.人们也可以把不做声理解为官方对争论的容忍政策.当然,官方正式对“宪政”之争没有公开表达态度,并不是说其没有态度.相反,官方,至少是官方媒体的态度是很鲜明的.官方媒体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宪政”学者写的文章,只有少数官媒发表了一些支持“宪政”的看法.尽管官媒发表的支持“宪政”的文章较之那些批判“宪政”的文章少得可怜,但外界并不难看出,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一致的意见——如果说不是分歧的话.传统上,官方一直要求所有官方媒体保持一致和思想上的统一.这场“宪政”之争的发生说明了什么?海外的《多维》刊出学者郑永年的文章：《》作者认为,这场宪政之争至少可以说明如下几点：第一,“宪政”之争传达出了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信号.合法性指的是执政党统治基础的问题.“宪政”之争的发生,倒不如说合法性危机是对所有社会群体而言.实际上,从近年来的各种民意调查来看,执政党仍然享有相当高的社会认同度,因此也是合法性基础.但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至少在一些社会群体的眼中的确是存在的.因为在主张宪政者看来,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必须是宪政.换言之,在这个群体看来,执政党现在的执政基础并非宪政.这一点反对“宪政”的人也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们就直接说,主张宪政的是质疑执政党统治的合法性.反对“宪政”的阵营所担忧的也正是这一点.公平地说,主张“宪政”的群体里面,也没有多少人是要如同反对“宪政”的群体所指控的,要推翻现行执政党的统治.“宪政”派中的大多数人主要关注的,是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的转型问题.第二,争论表明中国社会的分化和激进化.很显然,争论的双方毫无共识.双方从来就没有直接对话,也拒绝对话,一直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隔空喊话,互相批评甚至攻击,导致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道德主义化和原教旨主义化.第三,官方话语的衰落.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对执政党仍然具有政治重要性,但多年来,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已经不生产任何新的理论和概念,除了固守传统那些教条外,主要是控制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不过,中国的社会现实一直在快速变化.结果,官方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已经解释不了社会现实,也不知道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到现在,官方连社会意识形态也控制不了,任凭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竞争.第四,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执政党内部对“宪政”没有任何共识.执政党内部有支持“宪政”的,也有反对“宪政”的.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官方就实行一种不情愿的放任自由主义,或者不得不“容忍”社会层面的各种主义之争.作者指出：这种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宪政”之争的恶果是明显的.从政治上说,争论双方都在试图重新定义中国政权的本质.但是,双方都没有问他们用来定义中国政治的概念,是否适用中国的现实. 很显然,双方所用的都是外来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根本没有能力来规定中国的政权性质.例如,反对“宪政”的群体,把“宪政”视为是资本主义的,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但是,说“宪政”不属于中国,那么中国是什么样的政体?难道无法无天的政体?同样,在支持“宪政”的群体看来,中国如果要实现“宪政”,就要像西方国家那样,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就是说中国必须转型成为西方类型的国家.问题是：中国能够变成西方吗?变成西方会是一种如何的结局? 宪政的本质是法治文章说,这场“宪政”的争论和前几年对“中国模式”的争论是一样的.在“中国模式”的争论中,左派认为,中国模式好得不得了,远较西方的优越,甚至在未来可以取代西方.自由派则相反,认为中国模式根本不存在.如果存在,也要把它改掉.但实际上,争论的双方都是在神学的抽象意义上讨论宪政,他们都没有直面现实.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在进入近代以后,王权时代逐渐过去,宪政成为不可避免.自从近代“人民主权”理论产生以来,王权很快就失去了政治合法性,更不用说是神权政权了.在实现“宪政”的国家,宪政可以说是各种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一个妥协.绝对的君主主权已经没有合法性,但绝对的人民主权也很难在政治上实现.在两者都不可能的情况下,就来一个妥协,那就是确定法律,法律之上,保护各方面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政的本质就是法治,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难发现,即使那些保留王权的国家,王权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不具有任何具有实质性的政治权力.同时,即使是实际上实行专制主义的政权,其理论上也要用宪政来论证自己.没有哪一个专制政权或者独裁,可以公开显示自己可以站在法律之上.在人民主权时代,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不管宪政是否真实,至少在理论上各国都要行宪政.不过,也很容易观察到,宪政的制度体现形式在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大多数国家制定宪法,宪法至上.但也有例外.英国就没有成文宪法,但不能说英国不是宪政.当然,西方国家宪政的一个共同体现形式,就是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中国左、右派之间争论的要点就在于此.他们实际上所关切的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政?”这个问题.自由派主张学西方宪政,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左派则视三权分立和多政党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这里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把宪政的形式当做本质,或者说,没有把宪政的本质和形式区分开来.实际上,宪政的本质就是权力的制约.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权力需要被制约.但必须看到,制约权力有不同的制度形式.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确是西方制衡权力的制度形式,但这并不是说,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具有普世性,只要实行宪政的国家都要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这里,实际上把宪政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等同起来.这种看法当然过于简单,也不科学.从经验现象看,西方式宪政到了其它国家并不见得有效,甚至可以走向反面.例如,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些曾经被西方所殖民的国家,大都具有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结社、自由媒体等等在西方宪政国家可以看得到的所有制度表现形式.但这些制度形式的存在,并不表明这些国家实现了宪政,因为这些制度形式的存在,同样没有能够使得这些国家避免专制和腐败.这是自由派应当思考的问题.中国的自由派一旦论及宪政或者民主,往往是教科书式的,只看到北美和欧洲那些宪政运作良好的国家,而有意或无意地不去看那些陷入西方式“宪政”陷阱的国家和社会.另一方面,左派把“宪政”视为是西方的,同样不符合事实.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政治精英的努力就是为了建立宪政.在中国革命早期,孙中山直接搬用西方宪政和议会政治,但很快就失败.失败之后,孙中山就走上了一条探索的道路.这个探索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毛泽东是一致的.蒋介石即使行专制,但在理论上也没有否认宪政.相反,他所秉持的是孙中山的政治发展三阶段论,即从军政到训政到宪政的道路.台湾后来能够实现民主化,和政治精英对宪政意识形态的坚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代表了政治发展的目标. 中共也有探索宪政的道路 作者指出,同样,共产党也有其自己的探索宪政的道路.共产党是在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主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就是说较之国民党,共产党更迫切需要宪政.1954年,共产党及其政府就制定了宪法,即54宪法.为什么要有宪法?很简单,就是要实行宪政.毛泽东在晚年,自己破坏自己立起来的宪政,这就导致了无穷的恶果.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治无法无天,就连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能保护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权.也正因为人们意识到文革是破坏宪政的结果,因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掀起了一个宪政浪潮.当时的邓小平对毛泽东有一个公正的评论.在讨论到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的时候,邓小平并没有把重点置于毛泽东本人,而是置于制度层面.在邓小平、陈云和彭真等一代领导人的努力下,中国重返宪政,1982年制定了新宪法,即82宪法.当然,制定了宪法只表明中国要实行宪政,但并不表明中国已经有了宪政.邓小平之后,中共历届领导层一直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宪政,尤其是如何把宪法所规定的一切转变成为现实.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之后,对中国宪政也有诸多论述.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之后,说得更直接,就是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个“笼子”是什么,就是宪政,是法律、法治.文章认为,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需要探索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宪政从何而来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宪政的问题.左、右派应当放弃具有神学色彩的宪政讨论,把眼光置于中国的现实和经验,探讨中国自己本身的权力制衡机制,也就是中国本身的宪政,这才是唯一的出路.神学化的讨论,无论是对执政党还是国家和人民,都是有害的.反对“宪政”的人最终必然挖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他们必须回答,不实行宪政,要实行什么?难道要重新回到神权时代?或者王权时代?这有可能吗?同样,自由派只会提倡西方式“宪政”,不顾中国现实情况,这同样会导致同样的结果.这两种极端主义都会把中国引向国家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