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的是【】,他的代表作有【送东阳马生序】

被称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的是【】,他的代表作有【送东阳马生序】
被称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的是【】,他的代表作有【送东阳马生序】

被称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的是【】,他的代表作有【送东阳马生序】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今浙江义乌）人,明初文学家.他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至正二十年（1360）,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造.后因牵涉胡惟庸案,谪茂州,中途病死.著作有《宋学士文集》、《孝经新说》、《东阳马生序》 等.　　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 提举,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宋濂其人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当时,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