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山东人为什么要闯关东?是不是抗日战争后东北人太少了?

当年山东人为什么要闯关东?是不是抗日战争后东北人太少了?
当年山东人为什么要闯关东?是不是抗日战争后东北人太少了?

当年山东人为什么要闯关东?是不是抗日战争后东北人太少了?
“闯关东”的原因主要是自身贫困逃生的.
　　向东北移民的原因,固然有上述中央和地方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积极招垦,以及东北自然经济所带来的引力.但是,更大的驱动力是华北自然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和社会动荡不安,把破产的农民、难民推到东北谋生.
　　首先,华北地区地少人多是向东北移民的前提.清代以后,山东、河南和直隶省人口猛增,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数,甚至一度成为密度最高的省份.1840、1898和1936年全国每平方公里平均有43.63、41.29和48.88人,而山东省该三年分别为207.1人、246.24人、256.40人,其密度从在全国居第四位,上升到第一、二位；河南省该三年分别为147.80人、157.07人、192.52人,由居全国第七位上升到第四位；河北省该三年分别为97.39人、111.33人、139.35人,由居全国第十位上升到第八位.（注：据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计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随之而至的是,人均占有土地的数量逐年减少.据统计,华北冀鲁豫咸丰元年(1851)人均耕地4.46亩,1912年前后下降至3.66亩,1928年以后又下降到2.93亩.（注：转引自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第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耕地与人口的失调对华北农村压力极大,促使人们移民到人烟稀少,土壤肥沃的东北地区.
　　其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是华北难民离乡背井去东北的直接原因.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殃及鲁、豫、直省,山东省灾情在六分以上的村庄即达7161个,灾民逾700万人.（注：袁长极等：《清代山东水旱自然灾难》,《山东史志资料》,1982年第2辑.）从该年到1912年清朝覆灭的56年中,山东省仅因黄河决口成灾的竟有52年之多,共决口263次,成灾966县次.（注：《申报》,光绪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咸丰四年(1854)直隶省连续5年遭受蝗灾,京津、直隶东北部和南部最甚,飞蝗蔽野,田地到达了春无麦,食五谷茎俱尽的程度.光绪元年(1876)后连续四年的华北特大旱灾,遍及东北五省,受灾难民达2000万人以上,饿殍就达1000万人以上.山东难民农村皆“扶老携幼,结队成群,相率逃荒于奉锦各属,以觅宗族亲友而就食”.（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1,第25页：畿辅旱灾请速筹荒政折,光绪五年八月.）光绪三年(1979)直隶旱灾,灾区甚广,“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转徙者,十室而三”.（注：《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山东省》,《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13页.）1920年华北五省出现长时间大面积的严重旱荒,灾区面积约271.27万方里,受灾共340个县,灾民达3000万人左右,死亡50万人.1928年至1930年华北、西北又遭受了旱、水、雹、虫、疫并发的巨灾,遍及甘、晋、绥、冀、鲁、察、热、豫等9省,饿殍遍野,万里赤地.面对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不甘困守待毙的灾民不得不远离家乡,四处逃亡,沿着前辈的脚步走西口和“闯关东”,一时间成为向东北移民的主流.
　　其三,军阀混战等战争频仍,严重地摧残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加深了农村自然经济破产的程度,迫使农民辗转流徙,移民东北.近代中国对外对内战争和兵灾匪祸频繁,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太平天国北伐军、捻军、黑旗军,以及义和团等都曾横扫华北诸省,直接间接予当地农民以莫大损失.尤其1915年以后,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国民革命军北伐等新旧军阀的混战年年不断,战祸波及华北各省.如山东“军队号称二十万,连年战争”,致使“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1930年蒋介石同冯、阎、李之间的新军阀大战,双方投入兵力100万以上,所耗战费2亿元,战区“闾里为墟,居民流散”,赤地千里.在兵祸践踏的同时,华北农村还时常受到土匪的骚扰.鲁西、冀南、豫东受害最烈.来自各军阀队伍中的散兵游勇,不仅人数动辄数千成万,还配备各式轻重武器,到处杀人放火,强取豪夺,勒索财物,所过之处,如同水洗,人财皆空.“全豫百零八县,欲寻一村未被匪祸者即不可得”.（注：《晨报》,1921年1月20日.）在山东,“为土匪者,不计其数”；其它地区的土匪也是多者近万,少者数千.在河北,“该省充当土匪者,有五百万之众”,“大小股之土匪,几可在河北的每一县中见到,甚至连天津、北平附近之村庄也有被土匪占去者”.（注：《崩溃过程中之河北农村》,《中国经济》,第1卷第4、5期,1933年8月：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902-903页.）“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兵匪交加,更使农民生路皆无,不得不远走他乡.
　　其四,沉重的赋税兵差逼迫贫困至极的农民另谋生路.政府的日益腐败和军阀混战,使华北农村的赋税逐年加重.有人统计,以1902年全国最好的稻田每亩不过4角为准,河南1928年的田赋增长了6.5倍,山东莱阳1927年增长了近5倍.（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2页.）各种附加税之多则更是骇人听闻.田赋税加税是历代统治者特别是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在清代有耗羡、平余、漕耗公费等；到光绪中叶各省纷纷正式设立田赋附加税,随粮征收,或按亩摊派,来应付日益扩大的地方支出.不过,此时从种类和数量上看,为数尚微.民国以后,华北诸省将原来的杂款、附加及地方的各种陋规全并入正赋征收,实际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久政府又规定地方政府有征收田赋附加税之权,但不能超过正税的30%.于是,各地政府为了支付庞大的财政支出和筹集军阀的军费,从种类和数量上都加重了附加税的征收,加之从省、县,甚至当地驻军及区镇乡公所都层层加码,变本加厉,附加税逐年增多.各省附加税目增至数十种或上百种,有的县附加税率超过正税数倍乃至数十倍.1926年和1927年的附加税最重,河北和河南全省的附加税竟超过正税2倍有余,山东省1926年的附加税竟超过正税4倍之多.（注：转引自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第4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宗昌统治山东时,还在田赋上附加了军事特别捐、军鞋捐、军械捐、建筑军营捐4种苛杂,合计加收5.3元；（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71页.）从1928年3月又凭空增加了8种附加税,每正税1两要付14.56元苛捐杂税,大大超过了正税.（注：（日）松崎雄二郎：《山东省の再认识》,第213-233页,1940年版.）据1934年7月调查,河北省有附加税种48种,河南省有42种,山西省有30种,山东省有11种.（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6页.）常年应征的差徭和额外摊派的兵差,尤其是用军事名义临时派征的以力役、实物、货币为主的兵差,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清朝统治者围剿太平军和捻军时,在华北沿村勒派民夫车马,急如星火,兵差繁重,各省的差徭每年多者数百万两少者百万两.民国后兵差沉重,令民众难以承受.军队过境时,广招粮饷车马,稍一迟疑,便鞭挞交加,甚至抓人杀人.1928年后兵差最为严重.山东107个县中有77个县有兵差,河南112个县中有92个县有兵差,河北、山西则县县有兵差.据统计,山东临沂等县1928年兵差额?占地丁正税的274.41%；冀中8县1929年的兵差额数占正税的534.28%；河南商丘等县竟达正税的2339.83%.（注：王寅生等：《中国北部的兵差与农民》,第11页、附录2,表22,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年版.）20世纪以后移民大增,最直接的原因应是华北地区战祸、赋税和兵差这些人为的因素.正如当时研究者所言,“冀鲁豫人民之赴关外者,其动机由于东省情形之利诱而去者少,由于原籍环境之压迫而去者多”.（注：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第2期；1932年6月.）
　　另外,社会意识和习俗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山东等地“闯关东”由来已久,移民中向家乡寄钱者有之,带财物回乡过年者有之,也不乏发财致富成家立业者,这些刺激了更多的民众要到关外谋生赚钱.胶东有些村庄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逐渐形成了“闯关东”的习俗.所以在华北特别是山东的胶东和河北的冀东,劳动力稍一充裕,或一遇天灾人祸,首先想到的是携家带子,或集结亲戚好友,蜂拥到关东去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