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给帮我以＜＜论语＞＞中一句话为议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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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可以给帮我以＜＜论语＞＞中一句话为议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过去的历史,对于人才,有三个基本的原则,便是才、德、学.有些人的品德是天生的——品德往往大半出于天性——但没有才能.我们知道有品德的人,可以守成,教这种人到大后方坐镇,好得很；教他设法打开一个局面,冲出去,那他办不到,他没有这个才,他只有守成之才,没有开创之才.所以守成之才,偏重品德.而才德两个字很难兼全的,但有一个东西可以补救,那就是学,用学问来培养那所缺的一面.有些人虽然天生有才有德,但还是须要学问来培养的.
　　讲到学问,就须两件事,一是要学,一是要问.多向人家请教,多向人家学习,接受前人的经验,加以自己从经验中得来的,便是学问.但“学而不思则罔”,有些人有学问,可是没有智慧的思想,那么就是迂阔疏远,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罔”了,没有用处.如此可以作学者,像我们一样——教书,吹吹牛,不但学术界如此,别的圈子也是一样,有学识,但没有真思想,这就是不切实际的“罔”了.
　　相反的,有些人“思而不学则殆”.他们有思想,有天才,但没有经过学问的踏实锻炼,那也是非常危险的.许多人往往倚仗天才而胡作非为,自己误以为那便是创作,结果陷于自害害人.
　　尤其是目前的中国青年,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交流、撞击,思想的彷徨与矛盾,情绪的郁闷与烦躁,充分显示出时代性的紊乱和不安,因此形成了青少年们的病态心理.而代表上一代的老辈子人物,悲叹穷庐,伤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大有日暮途穷,不可一日的忧虑；其实童稚无知,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来到人间,宛如一张白纸,染之朱则赤,染之墨则黑,结果因为父母的主观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涂涂抹抹,使他们成了五光十色,烂污一片,不是把他们逼成了书呆子,就是把他们逼成太保,还不是真的太保.我经常说,真太保是创造历史的人才.所以老一辈人的思想,无论是做父母的,当教师的,或者领导人的,都应该先要有一番自我教育才行.尤其是搞教育、领导文化思想的,更不能不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青少年教育的问题,首先要注意他们的幻想,因为幻想就是学问的基础.据我的研究,无论古今中外,每一个人学问、事业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的个性就可以看到中年老年的成果.一个人的一生,也只是把少年时期的理想加上学问的培养而已,到了中年的事业就是少年理想的发挥,晚年就回忆自己中少年那一段的成果.所以我说历史文化,无论中外,永远年轻,永远只有三十岁,没有五千年,为什么呢?人的聪明智慧都在四十岁以前发挥,就是从科学方面也可以看到,四十岁以后,就难得有新的发明,每个人的成就都在十几岁到二三十岁这个阶段,人类在这一段时间的成果,累积起来,就变成文化历史.人类的脑子长到完全成熟的时候,正在五六十岁,可是他大半像萍果一样,就此落地了.所以人类智慧永远在这三四十的阶段作接力赛,永远以二三十年的经验接下去,结果上下五千年历史,只有二三十年的经验而已.所以人类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宇宙从哪里来的?人生究竟如何?还是没有绝对的答案.因此,有了思想,还要力学.上面所说,有了学问而没有思想则“罔”,没有用处；相反的,有了思想就要学问来培养,如青少年们,天才奔放,但不力学,就像美国有些青少年一样,由吸毒而裸奔,以后还不知道玩出什么花样.所以思想没有学问去培养,则“殆”,很危险了.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这是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异”就是特别的,“端”也就是另外一头.但在宋儒以后,“异端”两字,就用来专指佛、道两家,宋以前则没有这种肯定的说法.
　　讲到这里,顺便提到一个问题：现在世界上流行一个名词——汉学.欧美各国讲中国学问,都称之为“汉学”,这是世界通称,成了习惯,已经没办法更正了.事实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所称的汉学,是指汉儒的作学问,注重于训诂.所谓“训诂”,就是对于文字的考据,研究一个字作什么解说,为什么这样写?不过汉学很讨厌,他们有时候为了一个字,可以写十多万字的文章,所以我们研究这一方面的书,也是令人头大的.但是古人所谓博士学位——我们现在的博士也是这样——往往凭藉这些专深的研究,可以作一百多万字的文章,这就是训诂之学.后来发展为考据,就是对于书本上的某一句话,研究他是真的或是假的.这些学问,为了一个题目,或某一观念也可写百多万字.总之,汉儒就是训诂考据之学；在中国文化上叫“汉学”,意思是汉儒作的学问.汉学自汉武帝开始,就有“五经博士”,就是四书五经等书中,通了一经的就是“博士”,所以中国有博士这个尊称,也是从汉朝开始的.所谓博士,就是专家.如《诗经》博士,就是《诗经》的专家.到了唐代以后,就慢慢注重文学了,因为几百年训诂考据下来,也整理得差不多了.
　　到了宋代,当时有所谓五大儒者,包括了朱熹等五个人,他们提倡新的观念,自认为孔孟以后继承无人,儒家的学问断了,到他们手里才接上去.这中间相隔差不多一千多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碰到孔子和孟子,就一下子得了秘传一样,把学说接上去了,这是宋儒很奇怪的观念.然后他们就批评各家都不对,创了所谓理学.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现在的思想界中,理学仍然非常流行,有一派自称新理学,讲儒学的学问.但很遗憾,他们还不成体系,仍旧不伦不类的.至于宋儒的理学家,专门讲心性之学,他们所讲的孔孟心性之学,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半是佛家来的,一半是拿道家的东西,换汤不换药地转到儒家来的.所以,我不大同意宋儒.对于宋儒的理学,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发现了这一点,就不同意他们.一个人借了张家的东西用,没有关系,可以告诉老李,这是向张家借来的,一点不为过.可是借了张家的东西,冒为己有充面子,还转过头来骂张家,就没道理了.宋儒们借了佛道两家的学问,来解释儒家的心性之学,一方面又批驳佛道.其结果不止如此而已,从宋儒一直下来,历代的这一派理学,弄到后来使孔孟学说被人打倒,受人批评,宋儒真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以后经过宋、元、明、清四朝,都在宋儒的理学范围中转圈圈,是不是阐扬孔子的真义,很难下一定论.有一本《四朝学案》,是讲宋、元、明、清几百年来儒家心性之学的.尤其到了明朝末年,理学非常盛行,所以清朝入关的时候,很多人对明儒的理学非常愤慨,认为明儒提倡理学的结果是：“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指责理学对国家天下一点都没有用.平常讲道德、讲学问,正襟危坐谈心性,到了国家有大难的时候——“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不过话说回来,能够做到“临危一死报君王”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对于真正儒家的为政之道而言,未免太离谱了.因此,清初一般学者,对于此高谈心性、无补时艰的理学相当反感.最著名的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些人,也绝不投降满清,而致力反清复明的工作.后来中国社会帮会中的洪帮,现在又叫洪门,就是他们当时的地下组织,是士大夫没有办法了,转到地下去的,洪门首先是在台湾由郑成功他们组织,一直影响到陕西,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所谓天地会等等,都由洪门后来的分衍而来.
　　清初顾亭林这些人,既不同意宋明儒者的空谈,于是回过头来作学问,再走考据的路子,叫作“朴学”,因此也有称之为汉学的.我们身为中国人,必须要了解“汉学”这个名称是这样来的.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也称汉学,是指中国学问.古书上所指的汉学,是偏重于考证的学问,这是顺便介绍的.
　　我们为什么引出了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了孔子这句话：“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自宋朝以后,八百年来,一提到异端,一般人都认为专指佛道两家.这句话不要搞错了,在孔子当时,没有佛家,也没有道家,在当时儒道不分家的.以儒、佛、道三家的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心,是唐代以后的事,所以认为《论语》中异端两个字,是专指佛道而言,则是错误的观念.
　　现在我们回转来研究,什么叫“异端”呢?这在文字上解释非常简单.“端”就是两头,尖端,两边的头,或多边的头谓之“端”.“异端”是走极端偏向的路线,不走中道的.不但不走中道,而且还标新立异,特别从事怪异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如果用现代的思想问题和心理学来研究,也可以说一般的人,大都是喜欢异端的,每个人都有爱好标新立异的天性.
　　由养士到考试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篇文章,对于处世大有助益,这篇文章简称《论养士》,苏东坡作的.这篇文章在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领域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的人不能不看.这篇文章很有意义,它提出了一个原则,讲得非常有道理.
　　“养士”这个名称,出在战国时代,当时书籍不如现在普及,也没有考试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识,就依靠权贵人家求出路,到他们家里作宾客.过去叫宾客,现在的名称等于“随员”；从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国藩,不少有本领的人,都在他的幕府里——等于现在的研究室、参谋团、秘书室.现在也有称作幕僚.“六国的养士”就是这样的情形.
　　那时养士,养些什么人呢?苏轼指出的分类是智、辩、勇、力四种人；实际上也可说只是两种人,一种用头脑,一种用体力.讨论这四种人,如果以现代职位分类的科学来作博士论文,起码可以写他两百万字不成问题.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喜欢简单,所以几百字的文章就解决了.
　　苏轼在这篇文章中说,社会上天生有智、辩、勇、力这四种人,他认为这一类的人好役人——坐着吃人家的——无法役于人.如果我们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上有许多人是这样的,用头脑非常能干,叫他用劳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头脑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劳力就蛮好.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气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个小时就做不下去了.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要多观察人,然后再读有关的书,才有道理.又像许多人有智,这个智是聪明才智；有许多人有辩术,专门用手段,不走正道,走异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当方法想不出来.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人才,就看老板怎么用他,这就是所谓会不会用人了.所以智与辩看起来是一样,聪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两面的方法不能相违.勇与力看起来似乎也是一样,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气,而个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为国牺牲,他怕死了不干,这是有力没有勇.因此苏东坡说智、辩、勇、力四种人,往往需要人家养他,不能自立.不过依恃人家,攀龙附凤,也可以立大功,成大业,教他一个人干,就没有办法.
　　所以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不养士了,这些人就走向民间去,结果怎样呢?反了!后来到了汉朝的时候,对这种士怎么办呢?到汉武帝时代,就是中国选举制度的开始,那个时代的选举,当然不像现代的由人民去投票——这是西方式的选举.中国式古老时代的选举,是由地方官参考舆论,把地方上公认是贤、良、方、正的人选出来,（以现代名词而言,是人才的分类,贤是贤,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为一谈,这是四个范围.）称为孝廉.（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称孝廉.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那是沿用汉朝的.）汉朝实行这样的选举制度,就取代了战国时养士的制度,所以汉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来,到隋朝又开创以文章取士的考试办法.到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正式以汉朝地方选举的精神,采用了隋朝考试取士的方法,综合起来产生了唐朝考选进士的制度.所谓进士,就是将民间有才具的知识分子,提拔出来,进为国士的意思.那时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试阶级的一个名称,秀才再考举人,举人再考进士,进士第一名是状元.唐代的秀才,也便是进士的通称,凡是学问好的、优秀的,都称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