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谈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内涵

3.谈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内涵
3.谈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内涵

3.谈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内涵
实事求是的意思先要明白：
我们办事情想问题,要尊重规律,找寻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以此作为我们行动的依据
很显然,这是规律客观性的要求---规律是可观的,不宜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被创造,不能被消灭,不能改变,如果违背了规律就会受到惩罚.但是,在尊重其客观性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认识和利用规律,为人类造福.
另一方面,实事求是通常和“一切从实际出发”联系起来,所以也强调物质决定意识.我们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能主观臆断
不知道这样解释你明白么

实事求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全面改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
人们对“实事求是”的认识，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对这一认识过程做历史考察，将有利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批判地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
一、由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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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全面改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
人们对“实事求是”的认识，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对这一认识过程做历史考察，将有利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批判地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
一、由来和发展
史书上最早见“实事求是”是班固撰《汉书》《河间献王德传》，那里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书》卷53，中华书局出版，第2410页)。从上下文看，“修学”指“修礼乐”、“学举六艺”，“好古”指“所得书皆古先秦旧书”。“实事求是”，颜师古注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班固认为，刘德在学经典、修礼乐时，喜好先秦诸子的古书，对旧书“求真是”，“留其正本”。也就是说，刘德的“实事求是”是考证古书时求其真本，讲的是实证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随着明清“崇实黜虚”实学思潮的高涨，考据学也兴起，重新提出汉代的“实事求是”。清乾嘉庆年间的考据学派，则把“实事求是”当做治学的宗旨和基本方法。钱大昕(1728—1804年)提出“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二十二史考异序》)并称赞戴震“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潜研堂集》卷39，《戴先生震传》)；汪中(1745—1794年)自述其治学宗旨是“为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述学·别录》卷1，《与巡抚毕侍郎书》)；洪吉亮(1746——1809年)反对宋儒的空疏，推崇邵晋涵“于学无所窥，而尤能推本述原，实事求是”(《卷施阁文甲集》卷9)；凌廷堪(约1755——1809年)也推崇戴震，说“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校礼堂文集》卷35，《戴东原先生事略传》)。
阮元(1738——1849年)是隆嘉学派考据学集大成者，自称“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研经室集》《自序》)他系统地阐发了“实事求是”之学，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考察其内容：
第一，“实事求是”的重新提出。阮元在总结儒学发展史时，反对宋明理学末流的“虚学”、“空疏”，推崇汉代经学之“纯粹”，赞扬清代儒学“笃实”、“实事求是”。他认为“两汉之学纯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研经室一集》卷11《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这里的“二氏”，指老庄之说、“浮屠之书”。他说：“汉书云，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儒之自遁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也。岂河间献王竟逆料而知之乎。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研经室三集》卷5《惜阴日记序》)，还说：“后之学者，喜空谈而不务实学，薄艺事而不为，其学始衰，降及明代，寝以益微”(《研经室三集》卷5《里堂学算记序》)。“降及明代”的后儒显然是指宋明理学的“空文”、“虚学”的弊端，力求恢复儒学经典的本来面目，探讨圣贤之道的真义。
第二，“实事求是”的方法。阮元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研经室二集》卷7《西湖诂经精舍记》)。因此为了探讨圣贤之道，必须在文字上训诂。训诂的具体方法是：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开始；研究经学，当从注疏开始；研究注疏，当从训诂开始；研究训诂，当从声音文字开始。这种训诂非常重要，是进入圣人之道“宫墙”的门径。但“注疏诸义，亦有是有非”，因此不能迷信注疏，“从注可、违注亦可”，重要的是“求其是”。甚至说：“圣贤之道亦误矣”(《研经室一集》卷2《论语一贯说》)。
第三，“实事求是”的成果。阮元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对儒学若干重要命题做了新的解释。《论语》的第一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解释说“‘学而时习之’者，学兼诵之行之”，“故学必兼诵之行之，其义乃全”(《研经室一集》卷2《论语解》)。忠恕是孔子仁学的基本，他解释说：“忠恕者，子臣弟友，自天子至于庶人之实政、实行”(《研经室一集》卷11《石刻孝经论语记》)。孟子论仁讲良能良知，他说“良知即心端也，良能实事也。舍事实而专言心，非孟子本指也”，“实者，实事也。圣贤讲学，不在空言，实而已矣”，“故此实字最显最重，而历代儒者忽之”(《研经室一集》卷9《孟子论仁论》)。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贯者，行事也，即与格物同道也”，“元之论格物，非敢异也，亦实事求是而已”，由此得的结论是“圣贤之道，无非实践”(《研经室一集》卷2《大学格物说》)。阮元强调实事求是，就在于强调实践、实政、实事、实行。
第四，“实事求是”的影响。阮元讲“实事求是”主要是在经学研究范围内，作为考据学的训诂方法提出来的，但也影响到其他领域。他从重视“实行”、“实践”出发，关心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天文学、数学问题。在他的科学史专著中指出：“综算氏大名，纪步天之正轨，质之艺林，以谂来学，俾知术数之妙，穷幽极微，足以纲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畴人传·凡例》)，把天文学、数学等自然科学也归于实事求是之学之中，大力提倡“实测”，注意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的成就。这些思想非常宝贵，值得重视。
以阮元为代表的隆嘉考据学派重新提出实事求是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不仅系统化了训诂的方法，而且批判了宋明理学末流的“虚文”、“空疏”和八股文。其方法显然烦琐复杂，但强调“佐证”、“实证”，具有近代科学精神的萌芽。当然，没有也不可能对实事求是给予唯物主义的科学解释。
二、确立和坚持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历史上的“实事求是”，进行了新的科学解释，赋予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内容。
(一)毛泽东论实事求是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反对主观主义，尤其是反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首先，在反对主观主义斗争中，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时，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出共产党员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937年，他在《实践论》中，在从哲学的高度总结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斗争时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同时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反对“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其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系统地阐释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内容。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中国向何处去”时指出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才能引导我们的民族达到解放之路。他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只有实事求是，依靠客观的实践，不依靠主观的夸张，才能发现真理。
延安整风的基本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中都谈到实事求是，做出了完整的表述和科学的阐释。他在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时，指出“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这一科学的阐释，给古老的实事求是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可谓批判地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光辉典范。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6页)。
最后，实事求是的学风问题，也是党性的表现。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任务，他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是我们的任务”。“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党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2—813页)。实事求是，“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与此相对立的主观主义的态度是没有党性或党性不纯的表现。他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也就是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认识路线、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共产党员的学风、党风、党性。
延安整风运动是党内发动的“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页)。经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普及，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空前团结，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邓小平论实事求是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邓小平于1977年4月10日，针对“两个凡是”，提出准确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页)。他还根据当时党的现状指出“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5页)。谈到学风问题时，他指出“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7页)。后来，他展开论述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如“‘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7页)，“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6页)。这样，就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在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同时，坚决顶住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
2、全面阐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化大革命”结束，刚刚开始拨乱反正时，针对“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邓小平把解放思想作为重大问题提出来，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页)。他在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时，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他还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这一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不仅指导了拨乱反正，而且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全面改革的进行。
3、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也是逻辑起点，贯串在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他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关于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体系。
三、历史与逻辑
恩格斯在谈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时，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客观的历史事实是逻辑的基础和内容，逻辑是历史事实的理论再现。历史和逻辑的一致、统一，指内在规律的一致、统一。因此，研究历史，尤其是认识的发展史，是探索历史发展的逻辑，掌握认识规律的重要方法。
考察实事求是的发展过程，有如下特点值得重视：
1、从历史上看，首先是从治学的态度、方法开始，提出“实事求是”。汉代刘德那里的“实事求是”主要是版本考证，到明清代隆嘉学派那里就作为治学的宗旨和基本方法提出来，称之为“实事求是之学”。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把“实事求是”当做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学态度提出来，成为整顿学风的重要内容。他还给延安中央党校题“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成为党校的校训。邓小平也是在提出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时，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从历史看，不论是在对实事求是的整个认识过程中，还是在每次重新提出实事求是时，首先针对的是学风问题。当然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前后指不同的学问，隆嘉学派那里指儒学学风，毛泽东、邓小平指马克思主义学风。学问的性质虽有不同，但遇到的问题类似，就是作为一种学说，有无实际内容、能否实用、取得实效。这实际上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的问题。一种学说、思想若脱离实际，就不可能有任何生命力，对马克思主义来说，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就是党性的表现。这对理论工作者来说，尤为重要，应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2、从历史上看，每次提出实事求是，都是一次思想解放。作为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组成部分的隆嘉学派，反对宋明理学末流的“虚学”、“空文”，曾在一定范围起了思想解放作用。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尤其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了在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思想的重大作用。邓小平从“两个凡是”的枷锁下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尤为重要的是，他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阐述了两者的必然联系。
由此可见，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题中应有之义，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必然联系，两者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正如江泽民指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报告会议上的讲话)。
3、实事求是是长期的艰巨过程。儒学范围内的实事求是主要指治学态度和方法，但当时也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重新解释实事求是，经过延安整风在全党得到普及，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并没能始终如一的坚持。经过挫折和失败，邓小平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经历了艰巨斗争。
因为客观事物，包括自然和社会在不断变化发展，要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实事求是，不断地解决新问题。
坚持实事求是，关键是理论联系实际。道理上承认实事求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否在实际行动中也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全党要坚持，党的领导机关要坚持，每个党员也应该坚持。邓小平指出：“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7页)，作为个人来说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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