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发展方向是什么?为什么?

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发展方向是什么?为什么?
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发展方向是什么?为什么?

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发展方向是什么?为什么?
■城市化
　　又称城镇化、都市化.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我们通常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这一指标衡量城市化水平.由于人口向城市集中或迁移的过程,不仅包含了人口的迁移,还包含了经济、社会、空间等多方面的转换,因此,城市化一词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口的转换,即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换；二是地域的转换,即由于城市数量增多、城市规模扩大（包括城市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农业用地向非农业用地转换；三是经济结构的转换,即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和资本等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换；四是生活方式的转换,即由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包括农村的现代化过程.
　　■郊区城市化
　　20世纪中期,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大城市人口激增,市区地价不断上涨,加之汽车的普遍使用、交通设施的现代化、人们生活水平改善后对人口低密度地区独立住宅的追求,城市中上阶层人口向城市市郊或外围地带移居,成为人口的主要流向,而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逐渐退居次要地位.随后,各类服务部门纷纷迁往郊区.
　　■逆城市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大都市区人口外迁出现了新的动向,不仅中心市区人口继续外迁,郊区人口也向外迁移,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人们迁向离城市更远的农村和小城镇,这种现象与城市化现象相反,国外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为逆城市化.
　　■城镇体系
　　城镇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职能不同、规模各异,在经济、社会和空间发展上具有有机联系的城市群体.城镇体系内的各城市通过物流、人流、信息流等互相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取决于各城镇职能差别所产生的地域分工,也取决于城镇间、城镇与辐射区间的互补性.当城镇体系内一个城镇或某个组成部分发生变化时,其他城镇或组成部分也会受到影响.在城镇体系内,城镇的规模结构、空间结构和功能结构合理时,可以促进各城镇的协调发展.城镇的性质、地位、作用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进而会引起城镇体系的变化,城镇体系规划也需要随之调整.城镇一般都是所在地区的区域经济中心,对周围地区的发展具有辐射带动作用,因此,城镇体系内部各城镇的协调发展对地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大都市带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某些城市密集地区,由于郊区城市化的作用,城市不断向四周蔓延,城市职能十分强烈,城市用地比例越来越高,使城市与城市间的农田分界带日渐模糊,城市地域出现连成一片的趋势,形成大都市带.
　　■城市规模
　　城市规模包括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用地规模（地域规模）,因城市的用地规模常常由城市的人口规模所决定,而且,城市的人口规模是城市重要的综合性特征,所以,城市规模常指人口规模.在多数情况下,城市的用地规模与人口规模成正相关关系.
　　■城市职能
　　城市在国家或一定地域内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分工.城市的这些活动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为本城市需要服务的活动,称为非基本活动；二是为本城市以外的需要服务的活动,是从城市以外为城市创造收入的部分,它是城市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称为基本活动.城市职能概念的着眼点是城市的基本活动部分.
　　■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记者：户籍制度改革一直是媒体关注的话题,您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将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有哪些意义?
　　李景国:我觉得户籍制度改革对社会经济方面最大的影响,就是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没有市场就谈不上市场经济,劳动力本身也有一个市场,如果没有人口的自由流动,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不可能形成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不可能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只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市场经济实际上才能真正地完善和健全起来.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劳动力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健全.
　　记者：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不是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择地觅职?
　　李景国：户籍制度改革到位以后,人们想象的是绝对自由流动,但是实际上我认为它不会是绝对的自由流动.所谓户籍制度改革到位,或者叫自由迁徙,实际上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政策法规方面的,国家在政策和法规方面允许或者不限制每个人的自由流动；二是要看市场.综合起来说,就是法制化和市场化的过程.法制化过程逐步过渡到国家不限制你,而市场作用客观上在限制你.比如说技术方面,你学的是某个工种,来到北京,而北京不需要这方面的人才,这是市场的作用,并不是政府在起作用.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比如个人经济实力不行,到北京买不起房,租房很贵,工资又低,就很难站住脚.这也不是国家限制你,而是个人自身条件的限制.
　　记者：即便这样也还是有很多人会到城市里来,那么城市会不会膨胀得很快?
　　李景国：这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现在也有很多学者提出这个问题,比方出现贫民窟的可能性,城市膨胀等.但是我认为,城市无限膨胀的可能性不大,或者说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中国的农民都有土地,这里边有一个成本和效益的比较关系问题.如果他要进入城市,他有一个机会成本,如果这个成本很高,与收入不成比例,他显然就不到城市了.当然这是一种理性选择,非理性选择就另当别论了,但是那种情况还是少的,人总是要生活的,所以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要想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
　　记者：我们原先一直号称“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是一个巨大的分母,您在这个报告中也提到,有些专家认为“要想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那么中国有多少农民是合适的?
　　李景国：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程来看,城市化水平一般达到70%到80%左右,城市化就十分缓慢了,没有农村,没有农民,那是不可能的,总有一个大致的最高限,也就是说到了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时候,农民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就是20%到30%的样子.另一方面,城市化过程既关系到城市,也关系到农村,是两方面的问题.从城市来讲,是数量的增加,质量的提高,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从农村来讲,是一个农村现代化的过程.所以到那个时候,咱们现在所说的“三农”问题就不存在了.农村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农民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业生产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