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有一本讲明朝历史的书名字叫什么?

黄仁宇有一本讲明朝历史的书名字叫什么?
黄仁宇有一本讲明朝历史的书名字叫什么?

黄仁宇有一本讲明朝历史的书名字叫什么?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很早就在中国出版了,因为选了家好的出版社(三联),所以能够不断重印.我手里这一本是95年底第4次印刷的,以后还有可能再印.这是本老书,但以新书的面目面市.这两年市面上好书不多,还出了些“说不”的破烂.相比之下我宁愿说说不新的《万历十五年》：旧的好书总比新的烂书好.
黄先生以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为横断面,剖开了中国的传统社会：这个社会虽然表面上尊卑有序,实际上是乱糟糟的.书里有这么个例子：有一天北京城里哄传说皇上要午朝了,所有的官员(这可是一大群人)赶紧都赶到城市的中心,挤在一起像个骡马大集,把皇宫的正门堵了个严严实实,但这件事皇上自己都不知道,把他气得要撒癔症.假如哪天早上你推门出去,看到外面楼道上挤满了人,都说是你找来的,但你自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你也要冒火,何况是皇上.他老人家一怒之下罚了大家的俸银──这也没有什么,反正大家都有外快.再比方说,中国当时军队很多,机构重叠,当官的很威武,当兵的也不少,手里也都有家伙,但都是些废物.极少数的倭寇登了陆,就能席卷半个中国.黄先生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来考察,到处都是乱糟糟；偏偏明朝理学盛行,很会摆排场,高调也唱得很好.用儒学的标准来看,万历年间不能说是初级阶段,得说是高级阶段,但国家的事办得却是最不好,要不然也不会被区区几个八旗兵亡掉.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仅靠儒家的思想管理一个国家是不够的,还得有点别的；中国必须从一个靠尊卑有序来管理的国家,过渡到靠数目字来管理的国家.
我不是要和黄先生扳杠,若说中国用数字来管理就会有前途,这个想法未免太过天真──数数谁不会呢.大跃进时亩产三十万斤粮,这不是数目字吗?用这种数字来管理,比没有数字更糟,这是因为数字可以是假的,尤其是阿拉伯数字,在后面添起0来太方便,让人看了打怵.万历年间的人不识数吗?既知用原则去管理社会不行,为什么不用数字来管?
黄先生又说,中国儒家的原则本意是善良的,很可以作道德的根基,但在治理国家时,宗旨的善良不能弥补制度的粗疏.这话我相信后半句,不信前半句.我有个例子可以证明它行不通.这例子的主要人物是我的岳母,一个极慈爱的老太太.次要人物是我：我是我丈母娘的女婿,用老话来说,我是她老人家的“半子”──当然不是下围棋时说的半个子,是指半个儿子──她对我有权威,我对她有感情,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家的卫生间没有挂镜子,因为是水泥墙,钉不进钉子.有一天老太太到我们家来,拿来了一面镜子和一根钉子,说道：拿锤子来,你把钉子钉进墙里,把镜子挂上.我一看这钉子,又粗又钝.除非用射钉枪来发射,决钉不进墙里──实际上这就是这钉子的正确用途.细心考虑了一下,我对岳母解释道：妈,你看这水泥,又硬又脆,差不多和玻璃一样.我呢,您是知道的,不是一支射钉枪,肯定不能把它一下打进墙里,要打很多下,水泥还能不碎吗?结果肯定是把墙凿个坑,钉子也钉不上──我说得够清楚的了吧?老太太听了瞪我一眼道：我给你买了钉子,又这么大老远给你送来,你连试都不试?我当然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地上落满了水泥碎块,墙上出现了很多浅坑.老太太满意了,说道：不钉了,去吃饭.结果是我家浴室的墙就此变了麻子,成了感情和权威的牺牲品.过些时候,遇到我的大舅子,才知道他家卫生间也是水泥墙,上面也有很多坑,也是用钝钉子钉出来的；他不愿毁坏自己的墙,但更不愿伤害老太太的感情.按儒家的标准,我岳母对待我们符合仁的要求,我们对待我岳母也符合仁的标准,结果在墙上打了些窟窿.假设她连我的PC机也管起来,这东西肯定是在破烂市上也卖不出去,我连吃饭的家伙都没有了.善良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所以让我去选择道德的根基,我愿选实事求是
我说《万历十五年》是本好书,但又这样鸡蛋里挑骨头式的找它的毛病.这是因为此书不会因我的歪批而贬值,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书人,或者叫作儒生们──是怎样作人做事的.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屈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大清帝国又是他们交的学费.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